余等在杭时，有督署科员张铭新君，因其子病，延推治。时张于正卧于迎门之沙发上，余见其面色，即谓张君曰：「令郎之痰甚重。」张君曰：「先生犹未诊脉，何以遽知其痰重？」曰：「望而知之矣。令郎近来之病状，能详以告我否？」曰：「此儿常患晕厥。至友某君，现任督署付官，固知医者，谓为亏症，处一膏方，令其进服。」余未待其言毕，即告之曰：「服膏方后晕厥更甚，此则不待检视药方而可知者也。令郎之病在痰，误以为虚，而用膏方以补之，则痰乃益重，痰益重则其晕厥之次数必愈多，此一定之理也。」张君曰：「小儿服膏方后，晕厥果较前更为频数。」「请十日不服膏方，专以一指禅之法推治。在此十日之内，若晕厥如常，不妨继续再服膏方。若晕厥减少，则请尽弃膏滋，静心推治。且十日之时期甚短，补之未必竟全功，不补不致有急变。」张君颇以为是。遂逐日为之推治，十日之内，果晕厥减少，后仍继续推治。一日，张君忽谓余曰：「戚友中有主张为小儿早日完婚者，先生以为可行否？」余曰：「令郎既为痰困，且发育犹未健全，胡遽成婚耶？」张君聆言遂辍是议，迨推治三月后，公子之病果愈。方 ......
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，更多内容，请 注册或付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