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有不易之理，则有一定之法；有一定之法，即有不易之方。乃景岳子云：医不执方，合宜而治。此又言方之不必拘也。而苏子瞻则云：药虽进于医手，方多传于古人。景岳则又云：方以立法，法以制宜。是又可见方之不可不论也。盖方者，比方之谓。论道者，医理既明，必立法以施治，要在制方当理，有一定不移之治法，诚以施治之法，非方无以进步也。医之治病处方，如命题行文，然惟在合旨合法，纯正精妙，乃为入彀。若病不论方，将何以施其法哉？仲师为立法之机，考其遗方，轻重增减间，则方亦更名而治亦异病。此即示当理制宜之义，垂教后世之深心也。迨后起诸家，推广其义，复制方以充之，而后用无不藏。是以高明治病，方出心裁，而理法相当，已无不先见用于古人，特所见未周，未可以管窥自是也。顾方有大小缓急、宣通补泻、寒热重轻、奇偶简复等剂，非博采讨论，不能尽其善。高氏集二十五方，错综变化以应诸病之变，而后人非之，此实守十一之不及，而妄以自是者也。予之集此，悉采成方，已尽十剂七方之义，而治病可无遗憾。其有嫌过繁过简者，殆不执方而无不宜者也，亦惟听之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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