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汪石山医案》三卷，案中以参、耆奏效者居其强半，或则疑其偏于温补，或则泥其法以误人，是皆不得汪氏之意耳。观其凡以参、耆主治者，其载脉不曰浮濡、即曰虚数无力，此正气虚之确据。且虽以参、耆为主，然不辅以桂、附之辛热，而佐以麦冬、黄柏之甘昔寒，即制方之缓急轻重、佐使先后，皆有法度，洵非浅识所能步武。其门弟子程延彝亦曰：「先主治病，多用参、耆，盖其病已遍试诸医，历尝诸药，非发散之过，则降泄之多；非伤于刚燥，则损于柔润，胃气之存也几希矣。而先生最后至，不得不用参、耆以救胃气，实出于不得已，非性偏也。」观此知汪氏非执板方以试病者，独怪其《营卫论》中有曰：「人于日用之间，不免劳则气耗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怒则气上，思则气结，喜则气缓，凡此数伤，皆伤气也。以有涯之气，而日犯此数伤，欲其不虚难矣。」虚而不补，气何由行？则正言气虚而宜用参、耆者也。姑无论气上、气结之因于思怒者，不可妄补，然尚不失为论气之言。惟下文则曰：「卫固阳也，营亦阳也。」又曰：「补阳者，补营之阳；补阴者，补营之阴。」又曰：「譬如天之日月，皆在大气之中。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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