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法之言古今也，建极于何之时，而为古为今乎，以今而视宋元之时，邈乎古矣，岂可以今言之哉，故必先建之极，而后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，其于古也，虽有和缓俞胕文挚扁仓等，而其方法不传，则何以建而为之极乎，及东汉之时，有张氏仲景，独作伤寒之论，以传其方法，乃其所论也，不惟伤寒，而方法之具，莫正焉，方法之传，莫古焉，既而其论定于仲景氏，而其书出于仲景氏，则古之于方法，当委之于仲景氏，建以为极而已，又曷议之为，然后之言古方者，或谓周官之遗篇，或谓扁鹊之遗法，此皆不委之于仲景氏，强而议之者也，岂非穿凿之殊甚乎，当西晋之时，有王氏叔和，其所著之脉经，盖出于其独得之识也，于仲景氏之术，莫或大裨益，惟其务于伤寒论，而传之于后世者，此其功之伟者也，当唐之时，前有孙氏思邈，后有王氏焘，而孙之撰千金方，王之纂外台秘要方，各设病门，而伤寒为一门者，既非仲景氏之旨也，是以虽博辑群方，而不获其大要，何以尽行之于今乎，故二氏之于方法，不可不择焉，择之有善，有不善，先以获仲景氏之旨为本，乃适于此而择之也，其择在于仲景氏，是为其善者也，不适于此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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