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台石曰，凡治法，用药有奇险骇俗者，只要见得病真，便可施用，不必顾忌，即如病有临危，原属有馀，失于攻下所致，虽至几微欲绝，犹当攻下取效，若久泻久痢，至于滑脱不禁，则宜劫止而后调之，如国家以刑治奸盗，以兵却虏寇，不得已而用权，权不离经，非霸术也，王道也，乃有医，谬称王道，一味平补调停，此可施与不足，不可施于有馀，施于有馀，则邪气得补而愈盛，是速其毙也，又有遇危难证，如大黄附子，迥若霄壤，恐致杀人，而惟用中和之方，无大热大寒救疗而死，其杀人一也，（简明医彀）。
徐洄溪曰，凡病人或体虚，而患实邪，或旧有他病，与新病相反，或一人兼患二病，其因又相反，或内外上下，各有所病，医者踌躇束手，不敢下药，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，古人用药，惟病是求，药所以制病，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，其人有是药，则其药耑至于病所，而驱其邪，决不反至无病之处，以为祸也，若留其病不使去，虽强壮之人，迁延日久，亦必精神耗竭而死，此理甚易明也，如怯弱之人，本无攻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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