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洄溪曰，古人制方之义，微妙精详，不可思议，盖其审察病情，辨别经络，参考药性，斟酌轻重，其于所治之病，不爽毫发，故不必有奇品异术，而沉痼艰险之疾，投之辄有神效，此汉以前之方也，但生民之疾病，不可胜穷，若必每病制一方，是曷有尽期乎，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，其病大端相同，而所现之证或不同，则不必更立一方，即于是方之内，因其现证之异，而为之加减，如伤寒论中，治太阳病，用桂枝汤，若见项背验者，则用桂枝加葛根汤，喘者，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，下后脉促胸满者，桂枝去芍药汤，更恶寒者，去芍药加附子汤，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，若桂枝麻黄各半汤，则以两方为加减矣，若发奔豚者，用桂枝为加桂枝汤，则又以药之轻重，为加减矣，然一二味加减，虽不易本方之名，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，若桂枝汤，倍用芍药，而加饴糖，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，而为建中汤，其药虽同，而义已别，则立方亦异，古法之严如此，后之医者，不识此义，而又欲託名用古，取古方中一二味，去其要药，杂以他药，而仍以其方目之，用而不效，不知自咎，或则归咎于病，或则归咎于药，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，嗟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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